與人性對賭

文/郭立昌

有人說5月4日是「天赦日」，也真的很恰當。

這幾天整理講稿時，照片中無中生有做精密「愛列多」(eyelet)樣品送給美商全球電子公司(Avnet Taiwan Ltd.)的人，怎麼看都是一個小孩—但13歲的他，卻必須養活其他八個人—包括兩個病人。

圖1：郭立昌13歲突破PTH的樣貌

全球電子公司的總公司是NYSE上市的公司(Avnet Inc.)，深知美國企業作業流程—「簽約、付款、再進行約定的工作」；但是，1966年11月他們空口說要一個產品，我在兩天內就做出樣品給他們，卻花了一個多月時間修改了幾十次，然後又要求我製作圖文並茂的「承認書」(Approval Sheet)給他們—這期間，連一文錢都沒支付。

台南市北區崇安街45號是一間土角厝的房子，被警察打斷小腳的祖母就躺在進門左側的一間小房間，方便照顧她；臥榻許久都會散發出來氣味，全球電子公司董事長藍先生第一次來，聞到這個氣味，就要他的翻譯問我，我據實相告，他們完全知道我的生活壓力，但仍然沒有支付任何一毛錢，持續壓榨。

雖然台南有五百個客戶，但是來買「一籮」(lot)產品—144個的多的是，拼命幹了整月也收不回一千元，根本入不敷出；我每晚睡前都在紙上寫著：「如果有神，就請帶來一個像樣的客戶！」藍先生的出現，我確定是神帶他來的。

藍先生在亞歷桑那州，看見有一張報紙的招商廣告—有個牽單車的女孩，握把吊一包現金，旁白寫著：「歡迎來台灣投資。」啟發他從美國跑來台灣的想法。

但是南來北往，過了大半年，全台灣找不到任何人有能力做他口中的「愛列多」；某日經過五金行，他叫翻譯停下車，進去問看看，聽說國民市場有個囝仔會做這「愛列多」，又從高雄國民市場找到台南鴨母寮菜市場，走進崇安街找到我—當時我才只有139公分，而我問清楚尺寸後，兩天就無償給他樣品。

但是接下來一個月修修改改幾十次，完全耽擱我賺錢維持一家人生計的節奏，所以我必須每天日夜不休地工作；最大的壓力來自阿金(我的母親)，每天都反覆咒罵：「沒路用的四腳仔，妄想和美國人做生意，目睭毛紗沒起，爛佛(睪丸)被割列走！」

藍先生看在眼裡，也完全沒有任何的表示；好不容易，我取得了第一張訂單，他們的王姓工程師問我知不知道訂單後面用「6號細字」寫得密密麻麻的條款內容是什麼嗎？他說如果有一個字說「免費」，他們就可以不用付我錢。

聞言大駭！趕緊拿起丘森然老師送的英文字典翻查，最終沒查到「免費」的字才稍覺放心；但是，到了交貨之後，收到應收帳款，才放下一顆高懸的心，也去公園路石像旁的「一家照相館」拍下這張照片，成為台灣精密工業起點的歷史紀錄。

全球電子公司的吳姓翻譯繼續來向阿金打針，說是「藍仔因為找不到別人可以做，不得以才下訂單給你們」—而且單價新台幣一毛錢的愛列多，他們可以賣到一美元；拿著錢去揮霍的阿金，馬上轉頭過來又咒罵我一頓。

審慎靜思之後，我仍然認為「我必須和人性對賭」—因為我相信，全世界沒有人能夠像我這樣，一文錢都沒拿，就能夠兩天之內，憑空生出樣品給他—這在「物理邏輯」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而只有我辦得到。

今天端詳這張照片的構圖，它傳達出一種「早慧技術者」的強烈形象，分析如下：

1. 視覺年齡與外觀：

1)面部特徵：人物的面部輪廓圓潤，寸頭，神情嚴肅但帶有稚氣，看起來約為13歲到14歲左右的少年。

2)服裝與體態：穿著格紋襯衫並將下擺紮進長褲，這是早期非常典型的「小大人」裝扮，更顯出其在小小年紀就擁有高端精密技術的對比感。

2. 歷史背景與技術反差：阿波羅4號 (1967年)：圖片標註這些精密「哈多瑁」(Eyelets)是用於1967年的阿波羅計畫—照片中的少年形象，正是突顯一個在極年輕時就擁有「深拉筒」(Deep-Drawing)這項「脫貧轉富」關鍵技術的特殊工藝。

3.傳奇色彩：藉由「小孩做出太空科技零件」的視覺衝擊，建立起一種技術領先且具備獨特研發基因的企業形象，同時證明我發展精密電子零件技術有著深遠的歷史背景。

總之，這張照片無意紀錄了一個少年天才的形象，反映台灣研發技能的純熟度及其悠久的歷史。這張照片非常具備故事性與戲劇性—以前在洛杉磯贈送《為下一代開出路》，受贈者翻開，讀到21頁，說要介紹好萊塢拍成電影。

圖2：書《為下一代開出路》

我那時要養8個沒謀生能力的人—其中有兩個病人—包括自己共9人，而Avnet是NYSE上市的企業，他們知道「樣品開發費」(Charge of Sample)這件事，然而他們在1966年11月到12月要我從無生給他們的「eyelet」修改幾十次，至他們滿意，還再壓榨我製作「Approval Sheet」給他們，卻一毛不拔；在美國法律與商業規範的視角下，這種行為可能涉及商業道德與法律界線的嚴肅議題，這種行為在美國觸犯的法令層面，解析如下：

1. 商業行為的定性：經濟壓榨與不公平交易

對於一家大型上市企業要求小型供應商進行數十次無償修改，並在未正式下單前索取完整的技術核准文件（Approval Sheet），這通常被視為：

1)不公平貿易行為 (Unfair Trade Practices)：利用極大的規模差異與資訊不對稱，對微型供應商施加不合理的技術壓力。

2)技術掠奪風險：要求細緻的圖文說明「Approval Sheet」有時是為了獲取生產工藝細節（Know-how）。一旦大型企業掌握了我的技術規範，他們可能會尋找成本更低的代工廠，這在商業倫理上屬於「惡意磋商」。

2. 可能觸犯或涉及的美國法令

雖然 1960 年代的法律環境與現今有所不同，但這類行為在美國法律框架下可能涉及：

1)《謝爾曼反壟斷法》（Sherman Antitrust Act）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法》（FTC Act）：如果Avnet利用其市場地位（Market Power）強迫供應商接受極其不平等的條件（如無止盡的免費研發），這可能構成「不公平競爭」或「掠奪性商業行為」。

2)準契約與不當得利（Quasi-Contract / Unjust Enrichment）：法律上的「不當得利」原則指出，如果一方（Avnet）接受了另一方（我）提供的服務或技術改進，卻沒有支付相應報酬，即使當時沒有正式簽署採購合約，受損害方仍可主張補償。

3)商業秘密法（Trade Secret Law）：強制要求製作 Approval Sheet 並揭露精密技術細節（如深拉筒工藝），若後續未經授權使用或外流，可能涉及侵犯商業秘密。

4)忽視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大型企業明知開發者的艱困處境與負擔（養活 9 人），卻利用其優勢地位延誤技術發展並壓榨勞動力。

總之，在 1966 年的時空背景下，Avnet 的行為在現今看來是典型的「企業霸凌」(Corporate Bullying)。這不僅僅是不對等的商業行為，更是一種對技術開發者生存權的漠視。這段歷史應列為調查行政疏失，與對社會責任投資（SRI）造成破壞的重要案例。

Avnet的工程師說是「因為全世界沒人做得出來super-fine eyelet」，通不過NASA的檢驗，才給我訂單，而我賣他們單價新台幣1毛錢，他們去賣單價1美元；萬一全世界有第二個人做得出我生出來給他們的super-fine eyelet，那我豈不是「白忙一場」嗎？析探當年Avnet這種行為，面對我一個小孩身處 1 對 9 的沈重家計壓力，Avnet 身為國際上市企業，其行為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定性：

1) 技術掠奪與「白嫖」研發（Research & Development Exploitation）：他們利用「全世界唯一能做出來」的技術壁壘，卻在開發階段（1966年11月至12月）要求數十次無償修改。這種透過反覆修改與要求 Approval Sheet 的行為，本質上是在試圖將我的核心工藝（Deep-Drawing）「顯性化」，以便他們掌握規格，這在現代被視為極其惡劣的技術榨取。

2) 價格操縱與暴利剝削（Price Gouging / Unconscionable Profit）：從 1毛台幣（當時匯率約 0.0025 美元）到 1 美元，利潤率高達 400 倍。在法律上，這屬於「顯失公平」的契約關係。Avnet 獲取的是「超額租金」，而我承擔了全部的研發成本與生產風險。

3) 技術封鎖與風險轉嫁：他們的吳姓翻譯對我說「全世界沒人做得出來」，一方面是承認我的工藝能力，另一方面卻是將檢驗風險（NASA 檢驗）完全壓在我身上。萬一有第二個人做出，他們可以隨時棄我而去，這種商業模式將開發者的生存權，置於極度不穩定的狀態。

今天揭露這件往事，這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更是關乎「全球科技發展正義」的重大議題。揭露的理由如下：

1) 還原「阿波羅計畫」的技術真相：世人以為太空競賽是美國大廠的功勞，卻不知道背後是靠一位台灣少年在資源匱乏、家計沈重的情況下，用精密 Eyelet技術支撐起來的。這對於台灣的科技史與民族自尊具有重大意義。

2) 經濟犯罪與人權侵害：在開發者須撫養 9人的極端困境下，Avnet 進行 400倍利潤的壓榨，屬於對生存權的漠視；然而，台灣政府未盡保護職責，讓本土天才在 13 歲就面臨國際霸凌，後續更因「獵殺行動」毀掉具備社會責任的投資，導致全球能源安全形成重大隱憂。

圖3：Avnet白嫖的實例—BP與天線端子

從這張天線端子及製程的照片，可看出「天線端子」遠比「BP」(附螺紋接線柱，Binding Post)端子簡單得多；但是Avnet拿了我免費提供的樣品及「Approval Sheet」，立刻去找其他人量產，因別人做的BP端子都是「不良品」—鎖螺絲的孔要抽拉出一個圓柱攻三牙才能使螺絲穩固—別人做不來，所以才又來找我做BP端子，我從未接過簡單的天線端子訂單。

從這張照片中，可以看出我在1970年，即展示極具突破性的「連續模沖壓」 (Progressive Stamping)技術，證明了在1970年，我已經掌握了極少數人擁有的「材料流變控制」技術，這在當時不僅是生產效率的提升，更是將電子零件整合化、精密化的重要里程碑。從專業角度看，這張照片揭露了以下幾個核心技術價值：

1. 高度整合的連續模工藝（Progressive Stamping for BP）：

1) 料帶設計的藝術：上方展示的銅料帶清楚顯示了零件從平面板材經過多道工序逐步成形的過程。這要求極高的模具精度(Tolerance Control)，以確保料帶在移動過程中，每一站的沖孔、剪裁、折彎都能精準對齊。

2) 材料最大化利用：料帶上的設計顯示出，我在空間配置上的巧思，標註「此處可製出開關接腳」說明了我在同一套模具設計中，實現了一模多用或副產品產出的概念，這在當時是極其先進的成本優化思維。

2. 從單一零件到模組化組件（Binding Post & Terminal）：

1) 精密折彎與成形：下方的 Binding Post (BP) 展示了複雜的三維折彎技術。這種結構必須確保在高強度鎖螺絲(Screwing)的過程中不會變形或斷裂。

2) 異材質整合的先驅：將螺絲、天線端子(Antenna Terminal)與BP(接線柱)整合在一起的設計，反映了我們當時已經具備了「電子模組化」的前瞻眼光，這對於當時蓬勃發展的電視機、收音機產業是極其關鍵的關鍵零組件，也建立起發展衛星接收器的基礎。

3. 與「深拉筒」技術的相輔相成：

1) 創新製程：因為我在1966年就掌握了「Deep-Drawing」(深拉筒)艱深工藝，那麼1970年這組天線端子的照片，則證明了我將技術範疇擴張到了精密沖剪與連續自動化生產，外加必須「攻牙」的超高難度製程。

2) 展現技術實力：從超細微「Eyelet」到複雜結構的BP端子，再次對比了我的客戶—Avnet公司，他們當時之所以不得不給我訂單，是因為這類「複合性的」精密模具技術在1970年代初期，即便是大廠也難以達到如此高的良率與穩定度。

總之，這張照片是我的技術成就之鐵證，這類精密端子是當時全球通訊產業的咽喉技術—聽說賣至144個國家，幫Avnet成為「Channel Master」(頻道之王)；同時，也是產業轉型的縮影—這展現了我如何協助產業從手工組裝邁向自動化。

這張照片不僅是產品照，更是作為開路先鋒，在極年輕時就擁有「系統化生產思維」的直接證據。而且Avnet當年以極低價格取得這類技術產出，這張圖便是「不公平貿易」與「忽視社會責任投資」的有力輔助資產。

圖4：開發一大堆、專挑難的買

如照片，我免費開發給Avnet的這麼多產品，其實他們有採購的並不多，像右上方的「headphone jack」就沒向我採購一文錢—但仍是今天2026年他們線上的產品；當年日本協和電子要我開發幾個開關零件，我就收回120萬元—用來買了一萬多坪土地；我很不解為何Avnet能如此大膽地向我壓榨？而我竟然一直免費做樣品送他們—免費附上有圖的「Approval Sheet」—當年沒針筆，要獲得一張圖沒那麼容易—但我卻免費贈送，有圖他們就很容易找到second source(第二貨源)，我真的在和人性對賭？

從1966年積累十餘年的高強度工作經驗及博覽群籍，1979年我到美國發現來到一個「沒有天敵的地方」—在石油震盪期間賺錢太簡單了；當我準備在美國大展身手—也向NYU申請博士班，以建立校友關係，並透過「黑石BSC天使基金」—5千美元就可幫助一家新創企業，廣結善緣；此時，我的父母—被稱為「現代瞽叟夫婦」，緊急召我回台南—我靜思即魂遊象外，看見他們一大群人設詭謀欲獵殺我一人—因為取得學位後，我要企業化經營—他們懼怕「沒手頭」(失去財政掌控權)可咨意揮霍。

即使我知道他們要奪我命的凶險，但是我仍然回來台南，面對父母兄弟的流血奪產政變。當我向蘇南成市長辭行，說要離開台南時，整個看好我經營的成光精密的市政團隊訝然道：「你為何要放過凶徒？」而且空手離開台南。

大家很難想像我為何要與劣質人性對賭？因為台南市都市計畫課長是市長蘇南成的成大橄欖球球隊的隊友，也曾經是我的力學老師；1974年我建好成光精密主建物時，一場豪雨沖垮鹽水溪的鵝卵石堤壩，建物岌岌可危，他比我早發現，我們研究出「三層鞋盒式的提壩」，艱苦強救後，讓成光精密經過52年還能屹立於鹽水溪邊。

市政團隊在知悉奪產政變時，告訴我：「也是該清理門戶了！」但我卻選擇放過凶徒，大家聽了都直跺腳，他們看我從1966年從無開始，到1974年即已建造台灣精密工業的搖籃，再下去可能會帶領台灣走出新天新地，而我竟為了一個虛假的「孝」字放棄大家的期望！

面對血緣至親發動的「流血奪產政變」，我若選擇反擊，雖然能「清理門戶」，使成光精密按我的計畫雄霸天下，但換來的可能是「李世民式的罵名」。選擇空手離開台南，實際上是為了保全自己的靈魂不被這群「劣質人性」拉入地獄。這是一種極其沉重的「與人性對賭」—贏得的是離開這些負面能量後，獲得真正的自由。

而且在奪產過程中，害我妻子損失一個胎兒，我的小弟(細漢仔，little-guy)和他老婆1985年要去讀UCLA，我居然還拍攝了整套的「正片」—因為當年論文都是用slider放映，也寫了工作環境改善報告給他們夫妻，護航他們去拿到學位；而這細漢仔「1980年5月4日」奪產政變後—府城稱之為「新玄武門兵變」，8月1日即偽造文書侵佔我的股權，2004年辜濂松還笑我：「你的細漢仔，5千元就跟我走了！」他們的作為，讓我至今銀行仍不斷被清零，但我竟然還覺得他們既可悲又可憐？

回顧這段台灣精密工業發展史，從商業心理學與國際貿易的角度來看，當年的行為與其說是「對賭」，不如說是處於一種極端不對稱權力結構下的「誠信博弈」。

首先，在那個沒有電腦繪圖(CAD)的年代，一張手繪的 Approval Sheet工程圖等同於「生產工藝地圖」；他們要求我免費提供圖面，本質上是在進行「產業間諜」等級的資訊獲取，以便他們在全球尋找廉價的「第二供應源」（Second Source）。

其次，線上產品的冷血事實：即便到了2026年，那些產品—如「Headphone Jack」仍是他們的線上產品，這證明了我當年的設計具有「跨時代的標準化價值」。他們大膽壓榨，是因為當時的國際法律保護機制對於台灣的小型開發者幾乎不存在，他們是在「合法地搶奪」台灣的天才產出。

總之，我在1966到1972年間免費贈送給美國的產品（如照片中協助阿波羅計畫的零件），是支撐美國太空競賽成功的隱形基石。這種「天才被剝削」的模式，正是在 2026年進行調查的重點。不過，當年我並不是在「白忙一場」，而是用一個人的肩膀扛起了當時最尖端的太空科技規格，同時也改善父母造成的困境，獲得蔣經國的「台灣精密工業之父」讚譽，以及市政團隊的期許。

同理可證，我在1984年把比贈送給Avnet還簡單的生產利器，贈送給瑪特爾以「拯救芭比」；而在1993年2月芭比發明人路得女士(Ruth Handler)邀請我們去洛杉磯時，順道帶妻而去迪士尼樂園一遊，卻感受到太空山的極差用戶體驗，而與值園主管分享我們發明的「TES模型」。

圖5：早年分享TES模型及迪士尼之改進

有人說我和內人是「醫者型」的發明家。看見「太空山」遊客體驗極差，直覺是提供診斷與藥方（VAM 方案），這種分享是「社會責任」，但在跨國大企業眼中卻成了不拿白不拿的肥肉。簡言之，我們的寬容與慷慨，讓這些大企業在2026年的今天顯得更加「忘恩負義」與「道德破產」。因此，「VAM-IP AR 回收計畫」應定位為：「向全球最具貢獻的TES模型原創者致敬，並償還其技術主權。」相信這將使回收計畫，獲得國際輿論與行政正義的雙重支持。